吴军：看懂过去，才能看清未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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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今时代，我们站在科技的风口浪尖上，目睹着风起云涌的社会巨变。当“人工智能”、“科技创新”、“大数据”纷纷与商业“混搭”之后，质疑、担忧、憧憬、敬畏......人类对于自己创造出的科技文明从未有过如此复杂的感情。
这一次，长江商学院案例中心对话了刚刚出版了新作《全球科技通史》的吴军博士，和身为计算机科学家、人工智能专家的他一起，叩问科技，叩问智慧，叩问真实。
Q1：您认为科技创新的源动力是什么？
吴军：这是一个好问题。我先把“科技”分成“科学”和“技术”，这两个概念还是不太一样的。
科学创新的原动力，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人对自然的好奇，它并没有一个独立的目的，虽然很多科学通过技术最后变成了钱，但是在一开始并没有这样的逐利性，从最早古希腊的科学诞生，以及后来在欧洲科学启蒙复兴时代，这些科学创新的努力都具有这样一个特点，它是非功利的。
技术和科学不同，虽然两者之间有众所周知的联系——科学创新会导致技术的发明，但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功利驱动的，这体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方面有的人做纯粹的技术研发，是为了解决当下面临的某个具体的问题；还有一些人会发现，现有的某项核心技术很有商用潜力，他们会主动地围绕它开发一些相应的周边技术，这样就形成了产品。
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苹果公司，其产品中一开始用到的一些核心技术，例如处理器、多点触控等技术，其实都不是苹果原创的，只是在特定的时间点，乔布斯围绕着这些核心技术进行了周边创新，形成了可以改变世界的产品。
Q2：在您的新书《全球科技通史》中，您提到研究科技史的两条主线分别是能源和信息，是否可以展开解释？中西方的历史沿着这两条主线的发展过程，有什么样的差异？
吴军：如果我们把历史上对人类影响最大的发明创造依次罗列出来，会发现人类社会的技术和经济的发展，基本是沿着能源和信息这两条主线展开的。我们如果说哪个文明比较发达，一般而言是因为它利用能量的水平比较高。
在古代，人类利用能量的主要方式是农耕，到了近代以后，第一次工业革命从本质上是动力的革命，比如蒸汽机动力；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由电开启的，一方面带来了新一轮的动力革命，另一方面带来了通讯革命——今天讲的现代通讯是从电报开始算起的；第三次工业革命，主要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革命。
接下来就是智能革命，实质上也是围绕着信息展开，但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，信息的体量和从前大不一样了——这种变化类似于人类在动力方面从利用畜力到利用机械动力的转变，影响是很大的。
如果说中西方有什么差异，早期大家利用能量的水平大致相当，但到了鸦片战争的时候，坦率来讲，中国利用能量的水平已经比不上英国，所以清政府战败，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。
现在，（国家之间）比拼的更多是信息技术水平。中美贸易战本质上不是商品贸易的问题，而是谁占领信息制高点的问题。
美国更大的诉求是收取知识产权费用，例如：对微软的正版软件进行保护；要求互联网市场开放，允许Google、Facebook等服务进入中国；此外还包括生物制药等等方面。上述这些（竞争）都是围绕着信息展开的，与能量无关。
因而中美贸易战的背后也反映出双方当下的一项重要差异：相比于美国，中国经济很大的成分，还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，消费者对信息付费的意愿依旧不足，而这种认知的培养还需要漫长的时间。
Q3：从一个投资人的角度，您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战对于硅谷科技企业的影响？
吴军：简单的答案，是没有显著影响的。相对于传统制造企业，美国科技企业从20年前开始，似乎就没有一家同时在中美两个市场都做到非常成功的，例如Google、甲骨文、微软等等；同样，大部分的中国公司，比如阿里巴巴、腾讯，包括现在的华为，走入美国市场也很难。
所以其实所有的科技初创企业都必须要做一个决定，是想要中国市场，还是想要美国市场。虽然我们总是说中国的市场很大，如果你能得到，你才能说市场大；如果得不到，市场就是零——真正办企业的人应该要很清楚这一点。
从目前看，中国的创业还很热闹，美国的创业也很热闹，到目前为止受到贸易战的影响不大，大家各干各的事。
Q4：基于您在硅谷工作生活的经验，您如何评价粤港澳大湾区?相较于世界其他几大湾区，您认为它有没有后发优势？
吴军：首先，粤港澳大湾区的体量很大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在硅谷地区，包括旧金山以及周边的大部分地区，只有600万人。东京湾相比之下稍大一些，也只有3-4千万人；而仅是中国的广州和深圳两地加起来已经5千万人口。
第二，粤港澳湾区的经济辐射面积很大，腹地很大。对内，粤港澳地区堪称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，但更重要的是，这里在中国整体出口型经济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所以在这里做出一个创新产品后，能够影响的市场范围相对更广阔——不仅是面对本土市场和人口，创造出了国内的人均GDP高地，对世界也较容易产生外向型的影响，这是它的另一个优势。
第三，这里的产业体系比较好。实际上硅谷地区已经没有了传统的制造加工业,而是以IT为主，结构上比较虚拟化，所以在这里做软件创新没有问题，但如果要做实体的产品技术，技术成型后的产品化阶段就相对困难一些。但是，粤港澳大湾区本身就是中国的一个工业中心，有了技术以后，可以很容易地变成产品和生产力。
第四，粤港澳地区是全中国范围内，一个非常宜居的区域。我觉得这也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优势。
Q5：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以落成中国的科技创新高地为首要目标之一，您认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大湾区还需具备哪些关键要素？
吴军：第一，是人才引进。一提到人才引进，在中国就会想到千人计划，也就是把海外华人引进回去，这是不够的。应该要把全世界各个民族的人都引进来，不管是犹太人、印度人，还是日本人、俄罗斯人。
第二，一定要面向全球市场。我们每次说到这事儿，就表扬华为，提醒腾讯和阿里巴巴，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市值再大，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依旧很小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而硅谷哪怕一个20人的小企业，都是一个跨国的、全球性企业。作为一个地区，如果想做世界经济的火车头，就必须面对全球市场，而不只是面对本土市场。
第三，发展本区域独有的、在全球有竞争优势的产业。硅谷最早是依靠半导体发展起来的，这在当时是全世界其他区域所不具备的产业；相比之下，如果世界其他地方已经有了某种产业，本地区只是相对做得更好一些，效果就大不相同。
Q6：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本土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和劣势？
吴军：如果单纯找一两项创新对比意义不大——你永远可以找出很多中国超过美国的创新，或者美国超过中国的创新，你要看的是整个社会的氛围。我们从人和事两个维度来说这件事。
从人的角度，中国人现在可能是全世界最喜欢科技创新的。硅谷地区并不代表全部的美国。在中国，哪怕到了三线城市，到了西部、西南部地区，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述求多是靠科技创新，而不是传统产业。
从全民的认同来讲，中国比美国好很多，因而也带来两个结果：
第一，从科技创新所需要的基础人才储备层面，中国有很大的基数优势，中国每年毕业的研究生、博士生数量巨大，所以华为能以很高的性价比找到1万人来做一件事儿，这在美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很难做到。
第二，从国家层面，中国各个地方政府都会把科技创新，以及通过科技创新来提高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，作为头等大事来做。
从物的角度，也就是做事情的角度来讲，过去中国做事情比较急躁，急功近利，什么来钱快做什么，这也是为何会出现山寨的原因。
当一个国家，尤其是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，可以通过最简单的方式获利的时候，是没有动力去做很长时间的技术投入的，因为不符合经济规律。
而美国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，创新创业首先不是全民的事，而是个别地区（以硅谷为典型）的一部分人希望通过颠覆原有的市场和技术来改变世界；
其次，美国包括以色列，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要比中国做的好一些，复制别人的东西法律上的风险比较大一些。
不过，当前国内至少有一部分人认识到经济发展还是需要技术创新驱动。我们可以举出十个、二十个行业，比如新能源汽车、图像识别、5G和IoT、智慧城市等等，中国在资金和人员的投入方面要激进得多，尤其是落在应用领域。
最近的三四年，有一批新的独角兽企业成长起来，相比上一波双创热潮中的团购、共享单车等所谓的“中国新四大发明”，这批新的独角兽是有不少实实在在的技术和应用的，这也是得益于在上一波创业企业的失败案例中吸取的经验教训，中国人还是很善于学习的。
此外，欧美市场，尤其是美国，相比中国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并购比较多，一个小公司真的做出一个技术，大公司是愿意并购的。这样就会有一批小型公司，虽然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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